1957年，年过九旬的许光达父亲许子贵辞世。老家几个叔叔伯伯和兄弟给北京发去电报，恳请许光达回乡主持父亲的丧礼，并带回供亲属穿孝的白布。

面对亲人的殷切请求，许光达却一时踌躇不决。他对妻子邹靖华说道：“爹爹去世，我本该回去尽孝，但哥哥们想大操大办，指名让我回去主持，光白布就要带十几匹。中央正倡导移风易俗，简办丧事，若我带着大批人马回去，必然惊动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员如此排场，不是和国民党官僚没区别吗？虽然不回去维护党的形象是对的，但亲人们未必理解。”

经过反复思量，许光达最终只派一位熟悉湖南风俗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回家办理丧事，同时打电话给当地政府强调：“丧事要节俭，不能铺张，务必不超出普通百姓标准。”

果然如他所料，他未亲自回乡，叔伯兄弟们大为不满，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家里等他回来主持丧礼，他不回，老爹的丧事怎么办？”见难以调和，干事只能打电话求助许光达，他依旧坚持：“继续做好工作，依照原计划办。”

最终，叔伯兄弟无奈同意从简举行葬礼，父亲许子贵安葬完毕，花费仅150元。此后，母亲去世，亲属再未提出额外要求。

作为子女，理应孝敬父母，但许光达的做法不能简单理解。他不仅怀有对父母的深情孝心，更肩负国家干部的责任和使命。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对老百姓而言，犹如拨云见日。70多岁的老农许子贵，在家乡萝卜冲守望多年，心系儿子“ 五伢子”——许光达。儿子从家乡离开参加革命，长时间未归，老人盼望着他的归来。

老人心急如焚，决定离开萝卜冲，独自赶往省城长沙。辗转打听后，终于找到长沙市军管会。站在门口，他几次踌躇，心里忐忑，终于鼓起勇气上前，却紧张到忘了要问的话。

卫兵见状，耐心询问：“老大爷，您有什么事吗？”老人沉默，卫兵又鼓励说：“别紧张，有话直说。”

许子贵缓缓开口：“同志，我来找我儿子五伢子。”卫兵听罢忍俊不禁，问：“老大爷，您儿子叫什么名字？”老人想了半天，说：“我儿子叫许德华。”

因为名字普通，解放军中许多人同名，卫兵仍未确认。正当无计可施时，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指着照片说：“这个人好像就是五伢子。”

卫兵接过报纸一看，照片上正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在兰州发表讲话的英姿，惊讶不已。

消息迅速传至长沙市军管会主任萧劲光，他将老人请进办公室核实身份。确认后，萧劲光将情况上报中央军委，请求确认。许光达从兰州回信：“那是我父亲，我就是五伢子许德华。”

许光达的故事要从头讲起。1908年11月19日，他出生于湖南长沙县萝卜冲一个贫苦农家。父亲许子贵已育有四子，许光达排行第五，乳名“五伢子”。后来家中又添一弟一妹。

旧社会贫苦农民生活艰难，尤其是子女众多的家庭。许光达童年常常饥饿，父亲为养家糟心叹息。

1913年，浏阳河畔涌来大批乞讨者，但村里人自己都缺粮。许光达和小伙伴亲眼目睹一幕惨剧：一个小女孩拉着母亲手说“我饿……”母亲无奈抱女投河自尽。难民试图救援已为时太晚。

惊恐中，许光达跑回家，依偎母亲怀里说：“妈妈，我不饿了，肚子再也不饿了！”父母听后心疼，母亲默默流泪，父亲长叹：“都是苦命人。”

家境贫困本难供许光达读书，但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位悄然出现的老师。

六岁后，周围条件较好的孩子陆续入学，他只能在农活后偷偷趴窗外读书。春夏尚可，冬日寒冷，终被冻晕在窗外。

醒来时已躺在板床上，发现身边是小学老师邹希鲁。邹老师见其刻苦勤奋，便提出：“伢子，想读书就来学堂，我不收学费。”

许光达激动告知父亲，父亲立即带他拜访邹老师。对许子贵来说，读书是谋出路，争取官职以避被欺辱，十分珍惜机会。多年后，许光达感慨：“父亲希望我能读书，将来有官做，不被人欺负。”

巧合的是，邹希鲁后来成了他的岳父。

1916年，8岁的许光达进入长沙县许家园小学，取名许德华。1919年考入梨镇第一小学高小部，1921年秋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连续升学，给予他改变命运的希望。

邹希鲁也应聘至长沙师范任国文教师。家中遭遇变故后，邹希鲁将尚幼的二女儿邹靖华托付给许家照料，并定娃娃亲，二家成为亲家。

许光达和邹靖华虽是包办婚姻，婚后生活却幸福美满。

师范期间，许光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

1927年7月毕业后任第四军炮兵排长。但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许光达坚定革命信念，追随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

此时，父亲和老师寄信，催他回家与邹靖华成婚。1928年9月28日，他们在长沙完婚，但新婚仅十日，警备队通缉许光达，为避险，他改名许泛舟，暂居岳父邹希鲁处，后赴河北清河县任警察局长，利用职权多次救助政治犯。

1929年5月，许光达找到党组织，7月改名许洛华，参加中共中央上海军事训练班，9月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此时他定名为许光达。

自此未再回故乡，与妻子分别十年。1938年秋，邹靖华在徐特立协助下，孤身赴延安与许光达团聚，后同参加革命，夫妻感情深厚。

许子贵曾反对儿子从军，多次写信劝他回家，但许光达决心坚定，走上革命道路。

许光达走后，邹靖华忧心忡忡，邹希鲁将女儿接回照顾。因消息阻断，许子贵一直不知儿子生死，曾误以为已牺牲。直到1949年湖南解放，他收到一份刊登兰州解放的报纸，看到照片识出许光达，泪流满面。

1950年，许光达回故乡探亲。叔伯兄弟知他当了高官，纷纷提出照顾或随他去北京。许光达心存愧疚，却以党性自律严正拒绝：“谁都不能去北京，我是人民的官，办事只为国家和人民，绝不为私事利用职权！”

许子贵理解儿子，默默支持，直至去世未曾为难他。

许光达因公调北京任装甲兵司令，忙碌间未能回乡，直到1957年父亲去世仍未归。

尽管心念亲情，一旦涉及纪律，许光达绝不妥协。其子许延滨回忆，父亲严厉得近乎冷漠。许延滨上学时家庭调查表父亲栏空白，父亲曾严肃告诫不许外人知道自己是司令员。

后来学校推荐许延滨出国留学，许光达坚决反对，认为高级干部子女出国受特殊照顾不利成长，宁愿机会留给工农子弟。

许光达的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令人敬佩，正如毛主席所言：“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